美国贵格会
从大西洋到湘江

一、从英国出走

贵格会（公谊会）于1652年在英格兰正式创教，创始人是乔治·福克斯（George Fox, 1624–1691）。他们相信「每个人心中都有神的那一点」，反对祭司、圣礼和教会的中介，主张人人平等、拒绝宣誓、拒绝向权贵脱帽致敬。

这些主张在17世纪的英格兰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颠覆。福克斯本人曾八次入狱，无数贵格会信徒遭到罚款、监禁和当众羞辱。然而迫害反而催生了韧性——到1660年底，仅英格兰一地，贵格会信徒已达四万余人。

随着斯图亚特王朝复辟，迫害日益加剧，贵格会信徒开始成批出走北美。1657年，一批贵格会信徒乘坐「柴棚号」（Woodhouse）帆船从英国出发，横渡大西洋，在新阿姆斯特丹登陆，史称「柴棚之航」。这是贵格会成规模移民北美的开端。

二、威廉·佩恩与宾州的「神圣实验」

威廉·佩恩（William Penn, 1644–1718）是英国海军中将之子，本可继承荣华，却在青年时皈依贵格会，从此与父辈的道路分道扬镳。他曾因在街市上讲道而被捕，法官勒令他脱帽、宣誓、道歉，佩恩不肯，帽子戴得稳稳的，说：「信仰的事，不能向人低头。」

英王查理二世欠佩恩已故父亲16000英镑的债款，无力偿还，便以土地相抵。1681年，查理二世签署特许状，将北美一大片土地赐予佩恩，并命名为「宾夕法尼亚」（Pennsylvania），意为「佩恩的林地」。

佩恩接过这片土地，想的不是发财，而是建造一座「容得下所有人的城」。他写下一纸宪章，在当时惊世骇俗：政府权力来自百姓同意，信仰自由不可侵犯，原住民领地不得强夺，囚犯应有改过之机。

「若有一方天地由我主张，断不可重演故国那般因信仰而流血的光景。」——威廉·佩恩

1682年，佩恩亲自规划了费城（Philadelphia），意为「兄弟之爱城」。街道宽阔，留有大片公共绿地，房屋须用砖石，街巷须整洁。他不带兵器，只身走入林间，与原住民领袖席地而坐，用翻译商谈，以公平价格购买土地。这一纸和平条约，两大族群间竟稳稳守了数十年，在殖民史上难得一见。

费城迅速成为殖民地里最像样的城市。受逼迫的贵格会信徒自不必说，连被清教徒赶走的门诺派、避债的穷人、手艺人也纷纷涌来。费城因此获得「贵格城」（Quaker City）的称号，至今沿用。

三、社会见证：废奴、女权与原住民

贵格会在美国的历史，是一部不断把信仰付诸行动的历史。

废奴运动的先驱

贵格会是最早明确反对奴隶制的基督教团体。18世纪中叶，贵格会信徒约翰·伍尔曼（John Woolman, 1720–1772）奔走呼号，反对蓄奴。他说：「自由对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是天赋的权利。」

1816年，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地贵格会月会通过决议，明确要求「禁止教友拥有奴隶或从蓄奴者处雇佣奴隶」，这是美国最早的反奴隶制宗教决议之一。南北战争期间，贵格会信徒积极参与「地下铁路」（Underground Railroad），帮助黑奴逃往北方。

妇女权利

贵格会从一开始就允许女性讲道和参与教会事务，这在17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极为罕见。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卢克丽霞·莫特（Lucretia Mott）和苏珊·安东尼（Susan B. Anthony）都深受贵格会传统影响。1848年塞内卡瀑布女权大会（Seneca Falls Convention）的召开，背后有贵格会的推动。

原住民

当大多数清教徒视印第安人为「魔鬼的追随者」时，贵格会却主张「原住民的宗教与我们的有很多相似之处」，对各种信仰持欢迎态度。佩恩与原住民的和平条约，就是这种态度的实践。

四、分裂与重生

19世纪，美国贵格会经历了一次重大分裂。1827年，以伊莱亚斯·希克斯（Elias Hicks）为首的一派强调「内在之光」与社会行动，被称为「希克斯派」（Hicksite）；另一派则更强调基督的神性与圣经权威，被称为「正统派」（Orthodox）。这次分裂使贵格会分成多个支派。

尽管如此，贵格会的精神并未削弱。今天，美国贵格会主要有几个支派：

• 公谊会总会（Friends General Conference, FGC）—— 以静默礼拜为主，神学较为自由；
• 公谊会联合会（Friends United Meeting, FUM）—— 有牧师，礼拜中有讲道，福音色彩较浓；
• 福音派公谊会（Evangelical Friends Church International, EFC-API）—— 最接近福音派新教；
• 保守派公谊会（Conservative Friends）—— 保留传统的简朴衣着与静默礼拜。

支派虽多，「内在之光」的信念始终是共同的底色。

五、和平与服务：AFSC 与诺贝尔和平奖

贵格会的和平主义（Pacifism）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许多贵格会信徒以「良心拒服兵役者」（conscientious objector）身份，从事战地救护和重建工作，而非持枪作战。

1917年，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（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, AFSC）成立，最初目的是帮助一战中的难民和战俘。此后，AFSC 的工作扩展到全球——救灾、难民救助、种族和解、和平教育。

「他们以服务代替服兵役，以爱代替恨，以理解代替偏见。」——1947年诺贝尔奖颁奖辞

1947年，AFSC 与英国公谊服务委员会（Friends Service Council）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，以表彰他们在救助难民与促进和平方面的长期人道主义工作。这是贵格会精神在20世纪最响亮的回声。

六、美国贵格会来到中国

19世纪末，美国贵格会将目光投向东方。1887年，美国贵格会（American Friends' Mission）派遣女医务传教士义白礼（Esther H. Butler）来华，初居南京，在金陵医院担任护士。该会总部位于俄亥俄州阿莱恩斯的芒特吉利阿德（Mount Gilead, Alliance, Ohio）。

义白礼之后，华牧师高竹继任，将贵格会的宣道扩展到长沙、武昌、无为、临潭、梧州等地。这是美国贵格会与湖南长沙的第一次相遇。

然而，由于贵格会本身的低调和湖南的排外传统，贵格会在长沙留下的具体记载极为稀少。这段历史仍在持续研究中。

七、落地到我和我的家

从1652年英格兰的乔治·福克斯，到1681年宾夕法尼亚的威廉·佩恩，到1887年南京的义白礼，再到今天长沙的我——这条线跨越了三百年，三大洋。

我是宋琢，长沙人。我没有美国血统，也不是从美国贵格会直接传承而来。但我被同样的精神吸引——「每个人心中都有神的那一点」。这句话与中国的「良知」如此相通：王阳明说「良知即是天理」，孟子说「人皆可以为尧舜」。

于是，在我长沙的家中，我们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聚会：没有牧师，没有仪式，只是几个朋友围坐，安静地等待，倾听内心的声音。这就是长沙贵格会。

费城的宽街和长沙的巷弄，隔着半个地球；但当我们安静下来，等待内心的光时，我们和三百年前佩恩城里的朋友们，做着同一件事。

光，从来不受地理的限制。